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全球不断蔓延，美国和欧洲各国取代中国，成为了疫情的新“震中”。随着中国对疫情的逐步控制和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产业链上游供应正在缓慢恢复，然而海外疫情的爆发，导致市场需求与全球供应链危机反向冲击中国制造业。本文综合了国内外新闻媒体、公共组织和金融机构的报道，分析了疫情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举措建议。
一、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安全
受新冠疫情影响，多个国家和地区采取停飞、停航、入境管制、暂停进口、关税上调等措施，部分跨境物流通道被迫中断，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对本国供应链、跨国供应链带来冲击。本次疫情中，中国、美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和韩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也正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根据广发证券的统计，加上伊朗在内，这十大重点疫区的GDP及进出口总规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63.22%和47.73%。这些国家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在疫情影响下，各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性中间品、零部件及生产设备在全球范围内都将面临“断供”风险。即使是工业部门比较完备的国家，也会受到严重的供应链冲击，使得旧有生产秩序难以维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评估，由于全球流动性受阻，精密仪器、机械、汽车和电信设备等行业生产受损严重。受损严重的经济体包括欧盟（156亿美元）、美国（58亿美元）、日本（52亿美元）、韩国（38亿美元）、中国台湾（26亿美元）和越南（23亿美元）。
根据加州大数据公司Resilinc的大数据预测，未来几个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解决疫情问题，短期内全球供应链都可能处于“高度中断”状态。Resilinc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的疫情已导致制造业活动放缓，主要体现在零部件短缺、劳动力中断、交通中断、无法交付给客户以及因为以上所有因素而导致总产能未被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厂商正严重依赖库存和瓶颈零件的配给供应。摩根士丹利认为，如果疫情持续到第2季度，则冲击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
二、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将对我国不同制造行业的供应链造成影响
1、疫情将对我国制造业造成短期冲击，但深度和时间周期较小
疫情冲击使我国国内生产秩序短期受到很大程度破坏。受企业复工时间推迟、外地返工人员面临隔离期、复产工人缺乏口罩等防护条件、物流运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制造业的用工、库存、生产、运输、订单等都受到了严重冲击。2020年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创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从分项指数来看，制造业供应链运行放缓，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均明显收缩。全球最大的商业协作平台Tradeshift平台的数据显示，由于工厂关闭，在1月和2月间，中国通过其平台处理的国内和国际交易量下降了17%。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8.3%，企业亏损面达到36.4%。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冲击影响较大。
由于本次新冠疫情传播性强，加上中国城市化、交通发达，以及春节假日影响，疫情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范围较大，同时中国制造业正处在震荡周期，疫情的影响将会更加直接的反应。如果疫情持续发酵，我国制造业将面临供应链紧缩、产线停摆、订单减少以及资金无法周转等问题。由于疫情可能会导致其全球供应链存在断裂风险，缺乏新增产能有力支撑等因素，我国制造业供给能力会出现一定下滑。大规模的停工导致劳动力闲置的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偿债负担，加之生产能力不足增加违约风险，直接导致订单不能如期完工，企业面临违约风险，这些都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不利因素。
但是，相比于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较小，本次疫情对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零售业等第三产业影响最大，制造业次之。由于中国医疗体系的发展、发现和防控时间较早、制造业等支撑体系较为先进等原因，相比非典时期，本次的疫情对制造业影响的深度和时间周期将更短。对整体经济而言，市场上分析师普遍认为本次疫情影响是有限的、短暂的、一次性的，疫情对整体GDP增长的影响在1%以内。工信部官员表示，由于我国具备庞大的产业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内需市场，疫情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的，总体可控的。
2、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疫情严重地区供应链发生断裂和消失
本次疫情使得我国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和挑战。清华大学通过对995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29.58%的企业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50%，58.05%的企业下降20%以上。同时，85.01%的企业维持不了3个月生存。如果疫情持续半年以上，90%的企业将难以为继，很可能歇业或者破产。
中小企业作为供应链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问题可能直接导致地区供应链破裂甚至消失。一方面延迟复工后，厂房、土地、贷款、劳动等成本都会增加，订单完成进度会受影响，很多原本计划的投资与商务活动都被搁置，效应会沿着供应链放大。另一方面，疫情造成企业面临上下游需求不稳定、运营产能不确定、利润率持续降低，运营资金困难进一步加剧等，导致地区供应链面临严重的风险。例如，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作为汽车零部件生产和运输的重要中心，大量产业链配套供应商都扎根于此，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停工停产导致中小企业歇业甚至破产，相应带来长江上、中游区域的供应链断裂，后续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恢复，将引发部分区域供应链消失的风险。
3、海外供给与需求将对我国不同制造业链条造成影响
据WTO报告，2000-2017之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上不可或缺的辐射中心，已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供应链主导国家。据广发证券的统计，过去10年，我国与美、英、法、德、日、意、韩等重点疫区国家的贸易关系非常紧密，与这些国家的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40%，随着海外疫情的不断发酵，将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供需两端造成一定的冲击。
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供给方，外需萎缩将影响中国出口链条产业。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31.5万亿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7.2万亿元，同比增长5%。2020年1、2月由于全国多数企业都处于停工状态，出口受到的影响较大。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2月末继续回落1.6%，其中韩国、欧洲、美东、美西等航线的回落幅度相对较大。随着中国各地复工复产稳步推进，我国供给能力逐渐恢复，后期影响将主要来自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海外需求。从出口国来看，受疫情影响最重的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五国占我国2019年出口总量的32%以上。从出口结构上看，机电产品（包括电机、电气产品、机械设备等）、玩具、家电、纺织品和原料产品是我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最主要的产品类型。根据广发证券的统计，包括服装、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光学与精密仪器、化学品、空调等是我国向主要疫区国家出口的权重最高的商品，预计相关制造业将率先受到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需求方，疫情蔓延将影响海外部分产品的供给，从而对中国进口链条相关产业造成影响。中国进口来自美、欧、日、韩等重点疫区占比最高的商品将率先受到影响。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从这些地区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和光学仪器、钟表、医疗设备等。由于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优势在于组装能力强，但对于核心零部件、高端材料、高端装备的需求严重依赖进口，因此这类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将面临巨大的国际采购压力，国内相关制造业将面临涨价甚至断供风险，包括光学影像、医疗器械、车辆及零部件、PCB、集成电路与半导体，以及光刻胶、高端靶材等原材料。而另一些需求弹性大、附加值低，海外成本具备优势的进口来料品，由于同质化高国内或有替代品，因此进口链条受阻的影响不大，包括化学品、塑料制品等。
4、疫情下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危”中有“机”
由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经历了多年时间建设，链条网络协同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从过去企业间和产业间有限环节、有限流程的协同，发展了成为现在跨行业、跨区域的大规模供应链协同，不同产业、不同企业间的资源整合，实现了一体化供应链运作。依托这一庞大的供应链系统，我国产品生产在上下游相关配件、原材料供应、高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群体等方面都具有很大优势，使我国能够将产品生产的综合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因此，即使受到疫情影响，短期内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在全球的行业地位仍然不会改变。
同时，现阶段我国疫情已经率先得到有效控制，受海外疫区国家供应链断裂影响，部分高质量国产产品面临进口替代的良机，部分高附加值行业将阶段性受益，这类制造业包括半导体、光学影像器件、面板、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此外，随着中国供给恢复，部分行业海外需求的上升，将给这些行业带来改善，包括原料药、口罩、呼吸机等医药和医疗用品、光伏设备等。
由于本次疫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供应网络，我国制造业在面临重大挑战的同时，如果能够成功抵御外部冲击，合理应对，进一步提高工业制造能力和水平，完成从“大”到“强”的蜕变，将可能实现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后的二次突围，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和行业话语权。
三、新冠疫情对我国制造业供应链冲击的应对举措
1、精准施策，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我国工业生产要达到正常水平需要全产业链复工，但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仍仅为76%，产业链复工协同性亟待加强。本次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尤为严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帮扶中小企业，下一步应进一步推动政策措施精细化、精准化，了解各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施策解决。
短期内，应采取响应快、见效快的措施，如国有用地用房租金减免、非国有用地用房提供房租财政补贴；由政府财政兜底非正常开工期间的员工工资支出；因疫期延长贷款的，给予疫期贴息；卫健部门主动帮助中小企业查找疫情防控风险点；人社部门组织大型网络招聘；政府定向采购，国有企业对接下游中小企业；政府引导大型互联网平台帮助中小企业转变服务和销售模式等方式，尽快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中长期而言，要发挥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作用，减轻企业经济负担，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如出台全年减税政策、给予科研投入补贴、培训学习与人才培养补贴，出台支持企业转型、高质量增长的扶持政策等。
2、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提高制造业智能化水平
此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一大影响是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的短期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生产受阻。为了降低劳动力不足对于工业生产的冲击，政府和制造企业都应设法提高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一方面刺激产业链需求，另一方面提升生产水平。
首先，政府需要加快启动“新基建”计划，推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行业的新一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对工业信息化和数字化投资，提高制造业整体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其次，鼓励企业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包括实现数字化营销、在线服务、电子商务；开展远程办公、在线招聘；推动电子采购、智慧物流；加强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改造，部署智能物流，促进制造企业进一步向工业4.0转型，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再次，鼓励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加强供应链管理，通过数字模型预先模拟生产，根据市场需求分配人员，充分利用各方资源，通过模拟和推演分析预测产能需求变化及原材料供给瓶颈，提前进行计划调度，规避问题风险。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供应商、客户、经销商等进行全流程数据分析，帮助企业精准营销，预测供应各环节风险，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3、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本土供应链韧性
我国在工业制造的若干关键领域，如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和高端装备，离实现自主化生产仍存在较大差距，这导致疫情在关键供应国蔓延，导致供给受限时，我国下游制造企业面临“断供”风险。我国应借助这次“断供”危机，加快调整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步摆脱一直依赖“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在供应链环节实现国产替代进口。
我国应鼓励企业构建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自主创新、关键供应商自给、加强供应链多元化布局与备份等方式，在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强供应链弹性建设，对冲高度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单一国家供应链的生产风险，保障供应链能及时得到修复。鼓励优势企业延伸产业链条，避免不受制于关键零部件产品和技术的“卡脖子”危机。同时，还应该积极发展应急产业供应链，重构突发事件应急供应链服务体系，健全应急供应链产能弹性机制。
中科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供稿
